沈醉回忆录《我这三十年》（8）

理发组只有星期天才有事干。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我除了每天争取挑饭菜外，还申请参加了缝纫组。原来功德林里有两部旧缝纫机，没人会用，一直放在那里。杜聿明病好之后，就主动承担缝纫组的工作，负责给同学们缝补旧衣裤。开始，我一直不相信杜聿明会使用缝纫机，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在机械化部队时，妻子曹秀清在那里的缝纫厂当厂长。他不但会使用缝纫机，而且会修理。他还特意表演给我看，果然熟练自如。他教我如何使用机子，如何防止断针，并一再叮嘱我不要把针弄断了，因为每台缝纫机上只有一根针。我开始使用缝纫机时，非常小心谨慎，生怕把针弄断。可是，缝好一条裤腿后，我觉得并没什么难的，于是有点'艺高人胆大'了。没想到缝第二条裤腿时，刚一启动机子，针就被打断了。这可非同小可，管理员要是说我故意损坏公物，那可怎么办呢？杜聿明和其他的人也替我捏了把汗。于是，我写了一篇长长的检讨，给自己加了许多不实之词，扣上什么'不爱惜国家财物'、'损坏公物'等一大堆帽子。写好之后，主动交给管理员，并准备听取管理员的批评。管理员接过检讨一看，笑了笑，转身就拿了一根缝纫针，连同检讨一起退给我说：'针断了，以后注意点就行了，写这么长的检讨干什么。'管理员和颜悦色的态度，反而使我觉得不好意思了，心想再也不能把针弄断了。以后每次启动缝纫机的时候，我就把右手食指插到机盘中，让它向自己这个方向转，这样就再没有断过针了。

图片

通过参加劳动小组的劳动，我不但学到了手艺，而且体验到了在学习小组上体验不到的东西。在缝纫组里，我看到杜聿明、王泽浚等，工作中总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这些人过去的地位那么高，如果不是亲自跟他们在一起，亲眼看到他们那一股工作热情，确实难以相信他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有一次，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和王泽浚第一次参加缝纫组钉扣子的工作，我们都以为钉扣子没有什么难的，谁知他们刚缝了两针，就听到旁边的人'哎唷'一声。王泽浚抬头一看，大事不好，原来是他拔针时用力太猛，一针正好扎在旁边一个同学的脖子上，发生了一场'流血事件'。针对这件事，几个老头子围在一起研究来研究去，得出一个经验：拔针的时候，必须把针尖朝里，才不会扎着旁边的人。见到他们那股认真劲，我觉得又好笑，又钦佩。还有一次，我缝制20条衣服领子，由于不仔细，缝偏了一点点，杜聿明一检查，认为不合格，就让我一针针拆下来，进行返工。当时，我一肚子不高兴，心想：反正都是同学们自己穿，领子偏点、正点有什么关系。事后，我又仔细一想，他这样要求是对的，我们在工作中就是应该时时处处克服得过且过、不负责的毛病。杜聿明等人年纪比我大，身体没我好，过去的地位比我高，他们尚且能对工作这样认真负责，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呢？

图片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1958年的国庆节即将来临。据说，以前过'十一'，同学们都去天安门参加观礼。但去年没有参加，只是晚上去天安门观看了焰火。今年会怎样安排呢？大家正在猜测不定的时候，管理所的干部告诉我们，上级决定让我们这些战犯去参加国庆节观礼，大家都非常高兴。听说，去年国庆节的时候，毛主席突然问起身边的公安部罗部长：'战犯所的那批人来了没有？'罗部长回答说：'今年忘记安排了。''应该安排他们来参观国庆节典礼，'毛主席叮嘱道。以后每逢'五一'、'十一'，功德林的战犯们都被安排去参加观礼，几乎成了惯例。

图片

9月29日这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给同学们理发，和牟中珩两人一天理了72个人的发，一直干到吃晚饭也不感觉疲乏。因为我想到这是为同学们去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而整容，所以特别来了那么一股劲儿。夜里，我一想到明天就要见到国庆节那样伟大的游行场面，就激动得无法入睡。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祖国首都参观这种活动，第一次有机会和千百万劳动人民共同享受节日的快乐啊！为了赶去参加国庆观礼，夜里3点钟，我和同学们就起床了。吃了两碗面片后，我便穿上了临睡前自己赶做的一条蓝布裤子。4点钟左右，大家登上了租来的公共汽车，不到一小时便到了公安部，暂时被安排在公安部图书馆休息。到8点钟，我们就前往公安部搭好的临时看台去参观。

当我们到看台时，长安街早已彩旗招展，花环如林，整齐的游行队伍在那里等候。9点整，游行开始了。人群像潮水般地涌向天安门。这场面是如此雄伟、壮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心情的激动真是难以形容。在旧社会，我虽身居高官，却不曾见过这么伟大的场面，不曾见过人民群众这种出自内心的激情。如今以我这个负罪之身，置于人民群众的大海之中，既激动，又羞愧。

图片

特别是当我看到和毛主席、刘主席并排站着的庆龄副主席时，我既深深地感到内疚，又不免有些恐慌。因为抗战前，我在上海担任特务处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的组长时，对她犯下了种种罪行。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我只简单地说蒋介石对她仇恨万分，多次想下毒手，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迟迟未敢下手，却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她所住的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住宅前后进行监视。有时，特务们写信或打电话去恐吓、侮辱，宋不但不曾被这些无耻的卑劣行径所吓倒，而且更积极地从事反蒋活动。最后，蒋介石叫戴笠派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于1933年6月间，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离宋宅不远的亚尔培路，企图以此威吓宋。我写到这里便没有再写下去了，实际上当时特务处对她搞的阴谋活动还有不少，我没有详细写出来。特别是蒋介石指示戴笠对宋副主席进行的许多罪恶活动，都有我的一份。

那时，我感到她住在法租界内，是我们法租界组的一个最大包袱，除了每天要写'监视日报'外，还要去侦察与她往来的人。所以我曾两次寄手枪子弹对她进行恐吓，只想促使她离开法租界，住到别处去或出国去，这样就可以省去不少的事。戴笠还一再命令我：一定要派人设法打进她的家中，收买她身边的人。

图片

我曾派了一个女特务去设法接近她身边的一个女佣人（可能是姓李，已记不清楚）。当时她才20多岁，我满以为很有把握收买她。那个女特务接近她一个多月以后，跟她一道去过宋家几次。宋由此引起了注意，叮嘱女佣人少与这个女特务往来。不久，这个女特务开始向女佣人打听宋家来往客人的情况，并送她不少东西，女佣人便将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宋，宋叫她除把东西全部退还外，坚决不再和女特务往来。这一招儿失败后，我并没有死心，又通过宋的邻居几个女佣人去做工作，仍然没有成功。但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可以达到收买甚至吸收她当特务的目的。这就是我派的那个女特务在和她往来的一段时间中，知道她刚与一个不务正业的丈夫离了婚，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对象。想到她还那么年轻，总不能不交男朋友，我便决定采用'美男计'，设法使她上钩。如何具体进行呢？我考虑再三：如果叫一个长相不错的青年特务装成知识分子去勾引她，那样彼此的身份不相称，会引起宋的注意；如果化装成一个工人，附近又没有工厂，一个工人经常远道去勾搭她，似乎也不妥当；最后我叫一个特务化装成汽车司机，这不但彼此身份相当，不容易引起宋的怀疑，而且常有机会在附近或别处与她相遇。果然，不到三个月，这一招儿初步见效了，化装司机的男特务与她常有往来。为了做到一切不使她怀疑，从不探问她的主人情况。只要定婚或结婚之后，就不愁不使她'嫁鸡随飞，嫁狗随走'了。有次戴笠到上海，我去见他时，把这事向他报告。他很高兴，要我把这个男特务带到上海特区接头站与他见面。他还指示应当力求避免引起宋的怀疑，千万不宜急躁，不要露出马脚，并发给这个特务100元作为奖励。但这个女佣人，对宋一向很忠实，曾主动把自己交男朋友的情况告诉了宋。宋仔细查问了双方认识的经过，听说介绍人是附近一个开私人车的司机，便叮嘱她应多了解他的情况，然后再带他去见见面。说实在话，当时我对此真感到有些不理解：像宋先生这样有地位和工作繁重的人，怎么会亲自来过问一个女佣人的事？